一方面要推动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也需要有生力军。

让精英人才到乡村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壮大发展。

---习近平在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曾几何时，“逆城镇化”被看作是“开倒车”，似乎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就不能有“逆城镇化”。但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这是习近平第一次在公共场合提出逆城镇化问题。逆城镇化内涵是什么？为什么要在此阶段提出逆城镇化？如何更好的理解城镇化、乡村振兴与逆城镇化的关系？

1. 为什么出现逆城镇化？

一. 城镇化途中出现许多问题

现在中国农村人口进驻城市，农业人口市民化的许多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中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3％，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2.35％，因为目前中国有2.87亿农民工存量，而这么多农民工带来的社会问题迫切的需要得到解决。 农村出现大量的空穴老人和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监护弱，问题青年多，犯罪率高，夫妻失和等等。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涌入，出现了许多特大型城市或者超大型城市的，人口膨胀过度对环境压力、交通压力、居住质量、就业要求、用地紧张等都有太多影响。

另外在城镇化进程中：户籍制度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和城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还需要继续攻关。现在需要通过政策支持来推动农村地区发展，促进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带动乡村振兴。

二.逆城镇化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规律所造成的结果

发达国家城市化率超过70%以后，也会出现逆城市化。现在中国东部的三大城市群，以及中西部的成渝城市群、武汉城市群等地，城镇化率已经超过70％，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已经出现了城镇居民的居住、就业和消费向农村以及周边小城镇转移的现象。

在经济发展高速增长过程中，要注意区域协调的发展，要带动贫困落后地区的发展，同时也要带动边远山区、农村地区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已经出现的逆城镇化现象，要及时通过政策支持，因势利导补农村和落后地区发展的短板。

三.消费多元化也促进了逆城镇化

传统的城市消费是以衣食住行为主，以城市的文化设施为载体的消费模式，例如电影院、公园和广场等。但城市居民的消费随着收入和假期的增加也在发生变化。大长假、小长假和周末的消费，倾向于到郊区和农村以及人文自然景点去旅游、吃住玩乐。上世纪90年代从成都开始兴起的农家乐已经覆盖全国。

每逢节假日，传统旅游景点总是人口爆满，8亿城镇人口的消费需求暂时无法得到满足，所以急需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填补旅游市场，而这些景观大多都是在郊区和农村。过去人们常说偏远山区穷山恶水，现在成为城市人口向往的地方。而愈加完善的交通设施向边远地区、远郊区覆盖，也为消费升级、多样化创造了好的条件。

2. 逆城镇化有何表现？

一. 居住的逆城镇化

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可以减少住房供给，控制人口，特别是减少与外来人口有关的中低收入人口的住房供给。这样就会导致主城区的房价上涨成为突出问题，因此人们居住就要选择房价较低的地方，也就是距离特大城市主城区较远的地方。

比如，2008年北京五环内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占比为42.9％，而到了2016年，92.3％的新建商品住宅分布在五环以外，甚至远郊区的六环以外的小区占比也已经达到25％。廊坊、三河、燕郊的房价上涨正说明了北京住房的郊区化。

另外，当城市居民选择住房时，也存在多样化的需求和消费升级的特点。在远郊区购买住房是寻求生活空间的反差，离开水泥森林高楼大厦，去郊区和农村的绿色生态中过周末度假，已经成为都市居民的生活时尚。所以，住房的郊区化和消费升级以及需求变化，也推动了地产的郊区化。

二. 工业远离城市

随着城市人口密度急剧升高，人们意识到工业会带来环境污染、噪音污染。这些工厂便会逐渐向郊区转移，这样由于工业由于承接了大量的外来农村人口，他们的居住和消费问题因城市成本高，只能向成本较低的近郊区和远郊区迁移。

工业远离城市的另一个特点是工业对用地价格的敏感度较高，而服务业有赖于人口密度的提高，可通过规模服务提高收益，可以承受城市主城区的高地价和高房价。所以，工业会远离城市向近郊区和远郊区发展，这也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比如北京首钢搬迁，上海的各类弄堂工业企业也都基本离开市区，这就是在城镇化发展一定阶段的必然表现，也是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

3. 如何对待返乡农民工？

一. 返乡农民工应该分为两种

第一种农民工是被迫返乡。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很多农民进城打工，因为不能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迫不得已回村。

第二种是主动回乡村的。他们在城里真正挣了钱的，有一定创新精神回家创业。

据国家统计局近些年的调查，返乡者集中在45岁以上的农业转移人口。实际上45岁到60岁是最有经验的黄金劳动时间，体能虽不是最好但经验最丰富。所以一方面要促进处于黄金时间的服务人口留在城市，同时，对于返乡人群，如何来安排其继续就业和居住，要采取什么样措施，应该进一步挖掘体制性可以释放的潜力，这也是国家新型城镇化提出的要求。

在山东代表团，习近平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乡村振兴，“一方面要发挥好本土人才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夯实基层党组织基础”“将来还要引进职业农民，让大学生甚至是海归人才主动回乡务农”。

4. 农村地区如何利用逆城镇化趋势得到发展？

在统筹规划前提下，首先要确保耕地保护制度得到贯彻落实。重要的是怎样利用现有的集体建设用地，如何让城里的产业和金融机构以及各类资本投资农村的各项产业，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坎。

既然要带动乡村发展，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实现城市对农村的反哺，这种要素流动既可以通过大企业大资本的进入，也可以让中小投资者进入。大的资本可以通过规模化的产业落地，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农村，小资本则通过小规模的投入实现产业和住房以及农地置换，通过分散的投入，按照市场的方式来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

让城市要素进入农村，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考虑宅基地是不是可以接受村庄外的投资者置换？这种置换可以约束任何房地产行为，而严格限定在对农村适应逆城镇化趋势的各种产业的投入，保证农民通过城市资本和农村资产的有机结合，确保农民长期受益，而且体现资产的真实价值，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问题。

所以，应该在都市圈辐射范围内出现逆城镇化消费、就业和居住变迁的大前提下，通盘考虑如何破解农村改革的一些关键问题。

同理，对贫困地区，如都市圈远郊的贫困地区，亦可以这种模式来带动发展。如果在逆城镇化趋势下，仍然不涉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变、不涉及农民基本权益的实现，农民长期收益就无法得到保障。

政策的支持可在对不规范行为的一系列限制性因素和约束条件的前提下，给农民资产与城市资本充分交换的权利，农民的利益才可以最大化，农民才可以通过资产的变现进入城市，从城镇化获益。而这种城乡要素的流通，也会大大刺激内需的增长，成为活跃国民经济最具有价值的潜在动力。